河津情思

黄河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流入晋陕峡谷后，在中华文明的腹地穿行。源于自然的黄河文化，与人文积淀的历史文化相结合，在黄河两岸造就了一座座文化名城。运城地区的河津县，黄河主流从城西咆哮而过，隔着一座山梁，黄河的支脉汾河又在谷中穿行。河津，在水比油贵的黄土高原上，吮吸着两条大河的乳汁，水气丰沛，灵气十足，血气盎然，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
河津最美，最壮丽的是龙门。两山夹峙，如同一扇巨门，黄河破门而出，巨浪腾空，涛飞天外，蔚为壮观。古时，并无此门。龙门山和黄龙山连为一体，千里黄河奔流至此，受大山阻隔，形成死水，积蓄日久，大水漫过龙门山和黄龙山，威胁着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命安全。大禹临危受命，率众开山凿石、浚通河道。《释水》云：“龙门地势险，河率破山以行，禹功于此最难。”《水经注》书也有记载：“龙门，禹所凿，广八十步，岩际镌际尚存。”黄龙门，龙门山至此中间断开，黄河水破门而出，水患消然。后人为纪念大禹功德。称龙门为禹门，并在东西二山上各建一座大禹庙，依山而建。层层叠叠，宏大气派，顶端有看河楼，在此观河，蛟龙在谷底翻腾，激荡起万丈水花，涛声回荡在天际间。大禹庙可惜在抗战期间破毁，后人又在此修建了机灌站，化害为益，泽润四方百姓。

龙门，不仅是一处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，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。俗话说：“一登龙门，身价百倍。”龙门是登堂入室，飞黄腾达的象征。神话传说中的“鲤鱼跳龙门”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相传每年三月，黄河里的鲤鱼就要聚集到龙门前进行比赛，跳过龙门的鱼就变成了龙，跳不过去的仍然是凡鱼，后来更多的人，把“鲤鱼跳龙门”，比作飞黄腾达的开始。事实上，真正能够飞黄腾达的毕竟是少数。唐代大诗人李白诗曰：“黄河三尺鲤，本在孟门住。点额未成龙，归来伴凡鱼。”。大多数人毕竟是凡人，尤其是古代科举考试，鲤鱼跳龙门的举子极为有限，大多数读书人都要“归来伴凡鱼”。

在河津县，有几位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河津人留下了千古佳话。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唐代白袍将军薛仁贵(太原道注：有关薛仁贵参见本站山西名人栏目)。县城东不远处的修仁村，至今完好如初地保存着薛仁贵与妻子柳英环贫贱之时的寒窑，极为狭小简陋，极为落魄贫穷，无一件象样的陈设，只有一盘土炕，只有一座土炉，唯一引人入胜的是门外汾河美景入画来。当年薛仁贵在乡务农，就是在门外的汾河滩上射雁，百发百中的神技，展示了他不同凡响的天份。寒门出贵子，富贵无传人。薛仁贵绛州从军后，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，之所以后来“鲤鱼跳龙门”，累至平辽王，归功于他有勇有谋，胆识过人。他一生东征西讨，胜多负少。甚至有有一次山洪爆发，薛仁贵背着高宗李治逃出死海，唐高宗敬其忠义，赐御马白袍，恩宠倍至。薛仁贵几乎参与了初唐开疆拓土的所有重大战役，平定渤海国，平定高丽国，远击吐蕃，远征突厥，尤其是天山之役，最具传奇色彩。唐诗中有“将军三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”的盛誉。河津薛仁贵，功名之盛，皇室之盛，民誉之盛，古往今来，只有汾阳郭子仪可与之媲美。其他如杨家将、岳飞、文天祥，才干虽于薛仁贵不相上下，无奈生不逢时，皇家猜忌过多，难享功名富贵，他们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同情的泪水。

而寒窑出身的薛仁贵，留给后人的却是万丈豪情和“鲤鱼跳龙门”之后的无限风光。

薛仁贵成名太盛，几乎掩盖了另外一位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河津历史文化名人——司马迁。据《山西通志·乡贤录》记载：龙门(今河津)司马家族，从周代开始，世世代代担任王室的太史令，专门负责记录天下事。司马家族传至汉代司马谈的时候，家道中衰，司马谈去世前，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嘱咐：“由于我的无能，致使皇上轻视了司马家族。我作为太史令，皇上今年去泰山封禅。这样的大事都不通知我，可见我司马家族的地位太卑微了。我去世之后，按惯例你必会接掌太史令一职。从获麟以来四百多年，战争不断，诸侯相兼、无暇修史。现在刘汉一统天下，主明君贤、忠臣义士众多，正是盛世修志的好时机。但愿你能够完成这样的重任，既有利于国家，也有利于振兴我们司马家族。”司马谈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去后，司马迁当上了太史令。他年轻气盛，带有惊人之语：“周公去世五百年出了孔子，如今距离孔子辞世又是五百年了，到了该出圣人的时候了。”旁人听了不以为然。由于他敢怒敢言，甚至在皇上面前也如此，遭遇李陵之祸，被施以宫刑。这反而更激发了司马迁的斗志，他想方设法收集史实遗记，亲自去考察名川胜迹，昼夜秉烛而书，终书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(鲁迅语)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上记轩辕，下至汉代、著十二经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、凡一百三十篇、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。《史记》是中华文化的代表，龙门司马迁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代表。

漫步河津，除了感受到奔流不息气势万千的黄河之外，还能感受到名将薛仁贵率领千军万马、气势万千的征战场面，更能感受到太史公司马迁洋洋五十万言，波澜壮阔，气势万千、指点江山的宏图画卷。